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蔡玉民

 

        我们在二中的课余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丰,是课堂学习和现实活动结为一体,充满了在校学习的所有空间;富,是动辄坐在人大会堂、站在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多,是多的时候连续几天都有政治任务,训练和彩排几乎占了除晚自习以外的所有时间,包括大部分的暑假;彩,是见到的多是国家级领导人或国家级文艺表演、体育表演。而且,学生不花钱还给补助。这些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使我们学到了从课本中没有学到的知识,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的胸怀,练就了终生受用的生存技能,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格。


军  训


        我们在二中生活的时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刚刚度过3年“自然灾害”,加之“海峡吃紧”,“全民皆兵”堪称第一要务。我们高一(3)班成了全校的基干民兵排。北京市委给我们配备了6门“五七无后坐力炮”,还有2门“三七高射炮”也归我们训练使用。2门高炮架在学校的院墙内,直指天空。学校还有几箱杂七杂八的步枪,其中有日本造的三八大盖、苏联的七九步枪、汉阳造的七六二,还有刻有“中正式”的步枪。枪的刺刀上挂着厚厚的黄油,我们在擦枪的时候才用破布条把刺刀擦亮。步枪大约有50多支,唯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堪称“宝贝”,我只有幸看过一眼,连摸都没能摸。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初向解放军学习时,要表演节目,需要仿造几支木枪道具,才和同学拿尺子仔细地摆弄了半天。此外,为提高基干民兵的军事技能,我们学校还配备了训练用手榴弹10来箱,有500克的和700克重的,还有一些打了孔的炮杖弹,装上拉弦扔出去能炸出烟雾和发出响声,像真的手榴弹似的。按照上级的要求,基干民兵除军事三项技能(射击、投弹、拼刺)外,还要掌握多项技能。例如通讯技能包括旗语通讯,有海军[啊拨此的哦呢个]和陆军[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旗语通讯,以及电报密码通讯[洞四六三,六五八俩]、[di.di .di da ,didididada]等。战场救护,要求能熟练掌握纱布三角巾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包扎方法、简易担架的组合救助、不同受伤部位伤员的搬运等技能。消防救火的基本技能,如:破窗、上房、爬雨水管上楼、抛接消防水龙带水枪、开水灭火等动作要领都要熟练掌握。


        我们高一(3)班分成了6个炮班,每个炮班,7个人,臧玉亭是排长,金永纯是第一炮班长,我是第六炮班长。我们炮班有一炮手张潮、二炮手王小平、三炮手尹生、四炮手阎伯承、五炮手刘心季、六炮手张佐明。炮手有不同的分工:一炮手挎瞄准镜,二炮手扛炮筒,三炮手背炮架,四、五、六炮手扛弹药箱。一旦炮班长发出“预备用炮”的命令,三炮手立即把三角炮架就地支好,二炮手安上炮筒,一炮手安上瞄准镜,调试瞄准目标,四、五、六炮手打开炮弹箱预备好炮弹。一炮手环顾四周后报告:“预备用炮完毕。”炮长根据排长命令发出指令:“目标正前方,距离1千米,坦克,装甲弹,一发装填“。四炮手汇报:“装填完毕”。一炮手说:“一发装填完毕。”炮长:“放!”一炮手击发。整个操炮过程由于我们将近一年的不断训练,从预备用炮到击发,操作最快时只须一分钟便能完成;6个炮班之间还时常开展操炮比赛。只可惜在我们就要进行实弹射击前,河北有个民兵连在实弹射击时,由于抗美援朝剩下的炮弹有砂眼,引爆了炮筒造成人员伤亡,实弹射击暂停,后改为枪代炮实弹打靶。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星期六下午课后,我们还要带炮进行长途拉练,即背着炮筒、炮架、弹药箱按实战要求上路行军。拉练路线就是蒋小魁老师的长跑万米路线——从内务部街西口向南到东单,拐弯向西,穿过天安门前的东西长安街到西单,拐弯向北至西四,拐弯向东至东四,向南回内务部街到学校。

 
        记得一次训练,我们轮流扛着最重的炮筒,大家累实在跑不动了。张朝跟我建议:“还不用炮。” 我一看到了西四缸瓦市了,大家都已四脖子汗流,便发出指令:“预备用炮。”张朝第一个卧倒,趴在马路上喘着粗气,其他人也立即卧倒在马路上。我一看前面正好有个宝塔(就是现在还保留着的元代所建耶律楚才的师傅万松老人塔)便说:“目标:宝塔、榴弹、一发装填。”炮架好了,人都蹲在马路上,炮口对着宝塔。这一下,可把闹市西四大街的路人吓坏了。公共汽车停在路上,骑自行车的吓得上了便道,行人躲进了商店里。整个街区全静止了,就等着一声炮响。我一看傻了,愣了一下赶紧说:“收炮。继续前进。”我们飞快地扛着架炮,跑步前进到西四转弯处,到路边把炮拆了,直奔学校。事后据说有国外新闻报道:“北京现有许多民兵,不时扛着抗美援朝时使用的大炮,在天安门前和市中心进行操练。”

 


当年的“第六炮班长”蔡玉民(左)与 “二炮手”王小平相聚于香山饭店
 

 

        我们民兵军事训练的场地还有当时破旧的日坛和没有围墙的地坛。在日坛,我和金永纯为了练就手榴弹突破50米大关,竟然摔坏了3个手榴弹木把。排长臧玉亭说:“炮班长就是要比优秀(解放军步兵战士500克手榴弹,35米及格、40米良好、45米优秀)扔得还要远。”我们终于练得超过了53米,但是和吴建勋的65米相比还差得很远。经过艰苦的投弹训练,文弱的刘心季和张左明都超过了及格线达到了40米的良好。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基干民兵的军事技能堪比解放军的尖刀班。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们二中的秀才(现在我们还是感觉能考上二中高中的学生就是秀才),在军事技能上还真能和当时的现役军人比试比试。文化大革命中,南口解放军坦克团来我校军训。一位姓范的优秀排长挡不住“城市生活的香风毒雾”被我们班的同学张志强批评后,很不服气。于是,在军训团长的撮合下,我们高二(3)班和坦克团尖刀班进行了一次军事三项比赛。结果,在射击、拼刺和投弹比拼中,我们排都战胜了对手,取得了全胜的成绩。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班的杜宁是市射击队的队员,在北京都拿过名次,经常拿小口径子弹拧下铅头,用钉子砸当炮仗吓唬人。在学校的那几年,就连我不是射击队的也多次到红星电影院下的地下靶场打过十几次实弹射击,打3枪中27环没什么问题。同时,我们还为解放军坦克团官兵表演了“五七无后坐力炮”的操炮和“三七高炮”的操炮演练。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们还仅仅是十六七岁的高二学生。这些严格纪律要求下练就的熟练技能,在我后来工作的40年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和效益。


迎  宾


        北京二中是全市10个是重点学校之一。频繁的迎宾任务经常的落在我们头上,这是领导对我们学校的重视,是无比光荣的任务。所以,我们经常停课去天安门站队,夹道欢迎国际贵宾和迎送国家领导人出访、归来。任课老师表面不敢反对,却时时地点拨我们。尹士霖老师就说:“我爱小测验,谁不看书,课堂小纸条上见。”上课的时候尹老师的习惯性动作就是:“请同学们拿出一张小纸条来。”于是,一道关于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的题目就出来了。尹老师期末不考试,但平时的小纸条成绩综合起来就是总成绩,谁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在学校上晚自习,直到九点多才回家。到家后才是正式做作业的时间。我校的迎宾队伍非常有特色:郭伯年校长身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4个兜边发白露出经纬线,脸上戴着一副深度墨镜,表情威严。在他的旁边是身材高瘦的教导主任梁录老师,表情严肃。我们排成两行整齐的队伍紧跟在后面,没人敢乱说话,队伍安静得只有脚步声。同学们一水的寸头、蓝衫,那时没有校服,学校要求穿蓝制服,我的蓝衫是大五幅白布用煮蓝染的。我们来到指定的位置——天安门金水桥前,背靠天安门,面向纪念碑,同学们一字排开。这里是整个迎宾队伍最重要的地段。我们手拿小国旗,静等着外宾的到来。不一会,一辆前导指挥车开过来了,吉普车开到我们队伍前嘎然刹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朝我们走来,怒气冲地冲着我们喊:“这是那个学校的?”郭校长走向前去说:“我们是二中的。”那人瞪了郭校长的墨镜老半天,猛一转身冲着跟他过来的人大声说:“换!换!”又喃喃地说:“还戴个墨镜,整个一群叫花子。”声音虽小我们却听的真真的。我们互相看了看也笑了。全班同学的蓝衫有一半打着大小不同的补丁,有的补丁颜色还深浅不一。在大力提倡艰苦朴素的校风和学生家庭经济不富裕的现实情况下,我们都司空见惯了,不觉得什么。再加上又都是男生,纪律严格,表情专注,手里拿个小国旗,规规矩矩地站着;这和整个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彩旗飘扬,花环舞动,锣鼓喧天,广播震耳,标语林立,气球斑斓、宫灯通红的大环境的确有些不大协调。指挥车掉回头,找来了教育局的领导,郭校长和梁老师立刻迎了上去。不一会儿,教育局的负责人就从女十四中调来了一群穿裙子的女生,挡在我们的前面。同时,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用彩纸剪糊的大花环,不知从哪个学校要来的,反正我们男校没糊过。指挥车又开过来,转了一圈开走了。当时,欢迎的是哪国贵宾我们都忘记了,惟有那指挥车在我们队伍前转了3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来的路上刘心季还和我争了起来:是唐朝?还是元朝?因为历史曾老师讲过,古代的都城,为欢迎外国的来宾,时值冬季,树无叶无花,国王命用彩绸缠在树上以增色,但树下便有冻饿而死的饿殍。


        没过几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苏番德里约博士来我国访问,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文艺汇演。我们又被安排在人大会堂二楼第一排中间,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郭沫若主持开幕后,周总理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苏番德里约博士作了答词,演出开始。我们已经是在这里第三次看《东方红》了,里面的歌大多会跟着唱。所以,同学们有的小声聊天、有的看书、有的背英语单词。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大合唱,观众也要站起来。只见,郭沫若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下面,高唱东方红!”乐队的前奏响起,周恩来总理大步从舞台的侧幕跑了出来,一把推开郭沫若。郭沫若用手扶了扶眼镜扭过头,只见周总理用左手扶着麦克风,大声地说:“唱国际歌!”他转向乐队,左手高举,右手只抬到胸前,指挥起来。乐队立刻奏起了国际歌。我们和着乐曲放声高唱。旁边的刘心季边唱边拍了我一下屁股,我也轻轻的拍着他的屁股打起节奏。张佐明看到了朝我们会心的一笑。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反修的前沿,能多团结一个别国共产党就是胜利。但是,要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而不能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是也不能这么做,这是国际主义的基本常识。所以后来郭沫若在文化革命前发表文章要把以前的文稿都烧了,并出了一本《李白与杜甫》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有人说他是“被迫的”云云纯属瞎猜。人大会堂能唱《东方红》,甲骨文中也译出了“东方红”,并不一定是跟着人造卫星学的,也许还反过来。迎宾的一幕幕,让我们近距离亲见了报纸头版经常刊登过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亲身领略了一代伟人的风采,开阔了视野,也学到了许多在不可预想的情况下如何果断地解决突发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使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妥贴地与高级领导得体相处,妥善地处置突发事件,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镇定自若。


        北京二中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是在国家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开展的,它直接影响了我们高中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同学大多在体制内工作,中规中矩,学业有成。如果真的在象牙塔里钻,没有经风雨见世面,恐怕不会有我们所走过的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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