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四张大字报
 

——文革中高二(3)班侧忆
 

 

张天柱

 

 

引子

 

        文革,是我们命中一劫,也是我们的心之痛、肤之切,挥之不去。但这儿不是专为文革的文字,只想借纪念册一角,依四张大字报粗晒下二中文革中高二(3)曾经的半个足迹。


       1964 年 9 月,刚刚落成的二中新教学楼迎来了首批入驻学生(包括我们新入学的高一(3)班)。柔和的阳光,透过南面几扇大玻璃窗,照在雪白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明亮的教室,承载着我们驶入了朦胧中准备大学梦的高中学习。过了 1965年的国庆节,紧张、兴奋一年的团体操排练和表演落下帷幕。就在这喘口气迈进高二下学期的当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头一炮,我们撞上了那运筹有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并在当晚广播了文革中杀出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高二(3)这个班集体,也无可选择地卷入、投身到这一大字报掀起的轰轰烈烈运动中,并为二中文革留下了特殊的一瞥。


大字报之一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

 

        那是北大大字报广播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大家正在四楼教室进行着文化革命的文件学习。沉静的校园,隐隐听到从窗外传来一阵嘈嘈切切的说话声。像是完成一件大事,但见朝哥兴冲冲地快步流星走进教室,重重地坐在了椅子上,喘着气欲言待发。原来,在教学楼南墙下的东边,是我班臧班长、朝哥两同学的大字报,向着二中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领导开火了。如果说,北大的大字报,被誉成全国“何等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臧、张两同学的大字报,无疑是具有同等当量的二中第一炮了。大字报虽没多少具体内容,可对学校直呼其名,冲击强劲。紧跟着,曹珺、胡琪同学贴出了意见相左的大字报。班里广大同学开始议论纷纷,就在摆观点、说看法的过程中,夕阳西下。似乎大家未过够瘾,要说的话还没说完,对大字报有着各种认识的 10 多名同学,包括臧玉亭、曹珺等,来到了空间宽裕的张志强家。整整一夜,争辩但民主,一张“找补”的大字报出笼了。参加的同学多,各种看法要达成共识,自然也就使得高、低调门回归成了折中版。天刚亮,大家又赶赴学校把这张新大字报张贴到了“二道门”南墙上。出自高二(3)班第一张直指学校领导开火的大字报,终于把高二(3)班、也把整个学校搅动,二中文革的大幕拉开了。


        伴随着这文革乍起的第一波,在北京市新市委的组织下,团中央书记亲临二中,由“四清”干部抽调的工作组进校了,临时的文革委员会成立了,臧班长荣升为学校临委会主任了。依照工作组与临时文革委员会的部署,班里恢复了按班就绪的天天读,开展着依葫芦画瓢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声讨和鹦鹉学舌式的文字批判。全班同学(是学校重点民兵排)还被组织参加晚上的巡查执勤。沉寂的黑夜,端着自制木枪,想着可能有阶级敌人对布满大字报校园的破坏,汗毛都会竖起来。由于二中没有出现其他一些中学(尤其西城、海淀区的中学)那种与工作组的激烈对峙,全校最早的大字报又源自高二(3)班,因此我们班一下子成了二中文革“旗开得胜”的发祥地,接待过人大附中等不少校外受压制的学生(后来的老红卫兵)。造访战友的脏兮兮的衣装,梗咽的话语,使大家相见分外生情,时不时还出兵外校驰援。女一中和男四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更平滑着同学们那有时扑通不定的心神,一心一意闹革命了。与此同时,对师生也在进行着军训、劳动和留校搞斗批改等不同活动的分门别类组织,以及划分左中右的悄悄准备,学校进入谓之“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工作组控制阶段。

 


1966 年,布满大字报的二中校园
 


 

大字报之二

 

        1966 年 7 月底,正值大家(实际是部分同学)在秦皇岛军营乐不思“暑”(北京太“热”了)之时,一纸命令,返校闹革命。北京站,迎接我们的臧主任,严肃而简洁,加之几句不得其意的致词后,全体军训同学高唱着红歌行进在南小街回学校的马路上。一进校门,原本同学喜相逢的“媚眼”(不得误会,指男孩子的“挤眉弄眼”),代之为一副杀气腾腾的对联映在眼前。留校同学范立仁左讲解、右比划,我们仍迷惘不解。期间来了几位身着黄军装的小姑娘(女二中的),不知是渴望辩论的急切,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骄横,有的只是阵阵国骂声。灯市口女中、中山公园等(后来还到过北工大),赶场似的听取对联辩论,初领原委。与方永厚(还有两个初中的红卫兵)听完对联回家同行,对我的不同看法,还小辩了两句。幸甚,没施展那举重的身手。君子动口,点到为止。“向旧世界宣战”的红八月(见老臧回忆。因“著作权”不属高二(3)班,就免写了),红卫兵冲破学校,席卷大地,将大家与全国一道,投到一片蓝天下的狂潮和血腥中。


        疯狂的现实,联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 条说的运动重点和教改内容,怎么思量,也对不上号。8 月23 日,张志强、王松涛、范立仁、金永纯等同学与我,结伴参观高校大字报。北师大 、北 邮 、北 医 等 ,大 同小异;进了清华园,眼前一亮。“八八”、“八九”辩争,蒯某绝食等,各种“说头儿”琳琅满目。诗词、对联,样式缤纷多彩。最主要的,与上学时曾背过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迥然不同,一副革命史“内幕”让大家晕了眼。碰上原二中高班校友冯 XX,一再关照我们这几个学弟“清华很复杂”。又巧遇蒯某,也好奇地围观,做了一番领教。晚上,灯火通明的大礼堂前,居然看到一张白天未曾见到的署名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醍醐灌顶,原来还有一个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关系我党的命运与前途。我们开始思考如何站在红太阳的一边,誓死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了。


        清华归来,七手八脚,一张“就是要造资产阶级路线的反”的大字报,刷在学校存车棚的围栏上,成了叫板二中“资反路线”的出头鸟。立马,招来朝哥、永厚等红卫兵“你们要造谁得反”的大字报。投桃报李的交手,使“对联”造就的全班人群分野,被撕裂得更加公开和对立。也算做“幽”了文革一“默”吧,不知是“造反”同学们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赤诚和傻气,还是臧主任及班上红卫兵的理性和可能隐藏着的一点儿同学情,亦或是当年班里“强不骄横、弱不气馁”的集体主义班风潜质,不少班级文革中那相煎何急、触及皮肉的悲惨,在高二(3)班却未光顾和上演。这一无论对谁都弥足珍贵的“庆幸”,至今还令班内班外的过来人倍感诡异。


        很快,点卯都无人管的班集体(朱组长因家庭之变告别红卫兵,还虔诚地“秀”了回“苦肉计”),大家散散聚聚,应对了一段儿来京串联红卫兵的迎来送往后,呼啸着加入到见证社会和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人潮里。


 

大字报之三

 

        1966 年末,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失去了主政的权力。放眼江湖,诸侯四起、山头林立。大串联的返京同学(主要是高二(3)班贴第二张大字报的同学),无事找事,心血来潮一合计,操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业”,照猫画虎拉起了个“井冈山”(人马扩大是再次军训时的事),成了北京中学草莽队伍中的一员。一月风暴后,文革要鸣金收兵的打算落空,由军队管束学生成了最后的“杀手锏”。二中作为“三支两军”试点的两所中等学校之一(中学有二中、二十五中,另有 5 所高校),派驻解放军进行军训(全市的军训是在三月多才开始的)。为将井冈山纳入到全校革命秩序中,显示军训的试点成效,军训团专派一位任姓政工蹲点山寨,摸情况,谈思想,海阔天空。该军头还是个惜才之士,不仅感慨“井冈山”的人少能量大,尤对“井冈山”大字报中陪伴着的美术、毛笔字、文字功夫称赞有加(例如纪念 12·26老人家诞辰的重大工程,曾由纪成岐担纲、老肉(高禾龄)等日夜出力,构筑了矗立在二道门内的一尊塑像),聊到兴头上,吃饭都忘了点儿。

 


在 12·26 来临之际,在完成的宣传画和老人家塑像前
留影(前排老者为全校师生称之“老处长”的传达室职工)

 

        果真应了苏老先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中的之语,在奉旨“维稳”的军训中,安能辨得文革雌雄的井冈山人,依旧一根筋地捧着“革命尚未成功”这本经。外搭井冈山那不入官道又不识相的天性,以及对校内御林“新兵”横竖不入法眼还不买账的劲头,竟生出了一贴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点声明”,拂逆了军训团的美意,更干扰着军训团的设计。一个 180 度的大变脸,给“井冈山”来了顿敬酒不喝吃罚酒的批判宴。也由此,为后来在北京市中学学生组织的合纵连横站队中,提前将“井冈山”塑成了“四三”身。


 

大字报之四

 


1967 年春摄于香山卧佛寺,后排左起曹珺、范文林 、
王世经、田维成(前右 1)与二中军宣队合影

 

        1967 年3 月,在军训试点基础上,军队全面进驻了北京中学校园。中学“四三”、“四四”两个派别的出现,使学校陷入新的纷争和势不两立。是年春夏,一会儿抓 5·16,一会儿武汉 7·20 事件,一会儿揪刘火线……眼花缭乱的活报剧和令人摸不着边际的社会躁乱,大家对文革日趋厌烦,催生着大气候的阴晴转换。二中军训团(不是试点时的那批部队人员了)不辱使命的一番苦心撮合,促动了校内文革收官的时刻到来。“井冈山”作为学校联合的补台,张志强成了“招安”头牌,被加封了个革委会的副席。

 

                          
左为张志强:大联合后的校文革副主任;
右为第四张大字报《高 二 3公社宣言》起草者张巧克

 

被笑侃牵着二中文革转的高二(3)班,各派成员也回到了同一张课桌前。出自张巧克同学的华丽文笔,写出了高二(3)班大联合的《高二(3)公社宣言》:我们是二中红卫兵从头越,我们来了;我们是二中“井冈山”,我们来了;我们是二中韶山,我们来了 … …大字报洋洋洒洒,诉说着不论是谁,也不管干了什么,都还是同学加兄弟;预示着甭管大家在何方游荡,转悠多久,只有高二(3)班才是温暖我们的家。同学们回家了,全班终成大团圆,尽管相互间还存在不少说不上来的隔膜和芥蒂。高二(3)班作为全校最后一个实现联合的班级,迎来了全校大一统的新局面。

 


大联合后高二(3)同学的聚合(有原校长郭柏年和英语老师蔡景良)

 

        新年伊始,文革中延迟了两届“小升初”的学生入学,学校的秩序正在恢复。班上不少同学,还与我们的老师一起,共同投入到新生的复课闹革命中。


       世上从来都是分分合合、演进交替。未等得及大家相聚的情感焐热,文革期间的“老三届”被一锅端地“志在四方”了。1968年2月,臧班长入伍参军,钢枪西北,率先别离了高中班的下属们。7 月,孙大宝提前报名东北建设兵团,成为一名兵团战士,也告别了班集体。8 月,12 名同学,走入北京京西煤矿,下井当了“窑哥”。陆续地,跨马内蒙古大草原的同学们离去,奔赴云南红土地的同学们开拔。直至 1968 年 12 月 , 除个把有病的散兵游勇外,13 名高二(3)班的残渣余孽登上了西去娘子关的列车,标志着一个同窗四载、历经过文革洗礼的班级彻底解体了,高二(3)公社大联合的目标实现了。


 

结 语

 

       四张贯穿二中文革脉络的大字报,已成了难以准确回想的历史记忆。四张踩着文革鼓点的大字报,也未见得高二(3)班有什么稀奇。在那个疯狂的“高举”年代,大家真诚地顶着捍卫的大旗,演练了一把人生追求的执著戏。是对还是错,刨根追
底,把酒问苍天。风雨涅盘,45 年后的金秋再聚首,面对着我们正共同书写着的这第五张集体“大字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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