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戍边在戈壁

 

臧玉亭

 

        1967年底,学校军宣队开始组织征兵工作,得到消息后我着实兴奋起来,到处探听征兵的有关信息。之所以想当兵,一是文革运动使我身心疲惫,看不到前途。二是从小就希望当兵,初中毕业时我就曾经想报考中级军校-青岛海军指挥学校或张家口无线电技术学校,但我父母认为我还小,还是要上高中考大学,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肯定要报考哈军工或西军电。经过报名、体检和政审,我接到了国防科委的入伍通知书。当时,高二(3)班只有我一个人参了军,全校一共是32名同学到国防科委当兵。

 

        1968年2月18日清晨,我们800余名身着绿军装的北京新战士,列队站台,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登上了列车,徐徐开动的军列在汽笛声声中向北京告别,载着我们这些热血男儿告别了北京的亲人、老师和同学,向着祖国的西北方向,明确告诉我们的只是邮箱“兰州27支局”的神秘地区进发了。列车在途经了塞外重镇张家口、晋北煤城大同、滴水成冰的内蒙集宁后,列车停在了呼和浩特。在兵站吃完饭后,西行的列车很快把钢都包头、西夏古都银川甩在了后边,径直驶入了狭长的河西走廊。干枯的河床沙丘,底矮的稀松灌木,排排的耸天白杨,皑皑白雪的祁连山脉,构成了一幅西北边陲的风情画卷。历经72小时的长途跋涉,列车终于到达了终点-甘肃的张掖。下了火车后,带队的连长才向我们宣布,我们是国防科委第二十训练基地通信团接的新兵团,要再这里进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新兵团共有五个连队,基本是一个区、县一个连队,我们东城区的新兵被编为一连,我当时是新兵一连一排三班的班长。新兵连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被早操、队列训练、军事课、政治课排的满满的、夜里还经常有紧急集合等项目。当地造反派争权经常武斗,有一次我们奉命出动制止两派武斗,车辆经过张掖党校时听到了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还看到了有人中弹从灰色的屋顶滚下来倒在血泊中,我们看到了的是一张和我们一样稚嫩的脸,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说实话,我们这些新兵当时手无寸铁,心里还是挺紧张的。等我们开进到现场时,武斗的两派已经散了,没有见到一个人,只得收队回营房,虚惊一场。新兵连的伙食比较差,主食主要是小米干饭,副食主要是熬白菜、煮土豆、炖萝卜,没有什么油水,更很少能见到肉,我们这些城市兵有些咽不下去,就往菜里倒些红辣椒面拌着吃。我们当时摸爬滚打,体力消耗很大,肚子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一到开饭时,大家呼啦一下就像饿狼似的就把饭抢光了,手脚慢一点的,往往就只能喝点汤了。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吃馒头或包子,我们一般的人都能吃七、八个,我们连有一个肚子大的,一口气吃了十二个包子,创了全连的记录。忆苦思甜教育时,大家吃忆苦饭,也不知道饭是用什么做的,大家为了表现的好,也不管什么味儿,捏着鼻子都吃了不少,吃完后,当时没有什么感觉,没想到,晚上睡觉后就都闹起了肚子,只见一帮一帮的新兵提着裤子往厕所跑,个个上吐下泻,个别跑的慢的,厕所没有坑了,还把稀屎拉到了裤子里,臭气熏天,弄得很不好意思,这也不失为我们新兵连的一段趣事吧。早上出操时班里要轮流留人值班,给大家打扫室内外卫生和准备好洗脸水。那时院里有一口水井,要用水桶把水提上来,水非常凉,倒到脸盆里后很快就结成了冰,下操回来经常要用拳头打破冰才能洗脸,用冰冷的水洗冻的红扑扑的脸还真是提神呢。说实话,新兵连的生活即紧张又有趣,我们也没有感觉有多苦,因为一是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年轻人凑到一起过集体生活,充满了活力,二是看到当地人非常穷,很多老乡靠吃土豆沾盐过日子,大街上把煮土豆当好东西卖,有的大姑娘见有行人走进时就蹲下,因为衣服太破遮不全身子,要等人过去了才敢站起来继续走,因此,我们也就不感觉到新兵连的生活有多苦了。

 

        三个月的紧张的新兵连生活结束了,我们中间除了一部分人留在张掖教导队进行报务员、无线员、电话员和油机员的专业训练外,其他大部分都分到了基地的各个单位。我们一百多个新兵乘上火车经酒泉到清水车站,然后换乘基地自己的专列北上进入基地。因是晚上进入基地,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见,清晨,在呼啸的大风中,我们在一个叫“红旗”的车站下了车,在招待所吃完早饭后,就被列队听点名进行分配了。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在基地的编号是“14”号,番号是国防科委第二十训练基地第二部(空空导弹试验部),这个部有一个大机场,在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二大军用机场。我们这些新兵相当一部分被分到了场务连和锅炉连,主要工作是扫跑道和烧锅炉,我和另外四十余名新兵被分到了远离部机关近80公里的编号为“37”号的试验站,即二部二站。我们这些新兵之所以都分配的不理想,听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是文革后征召的第一批新兵,又是从北京来的,其中有不少是“红卫兵”,怕这些新兵有“造反”精神,不听招呼,把部队搞乱了,因此放到艰苦的单位进行历练。

 

        我们一行四十余名新兵分乘大卡车,在大风沙中又前行了。虽然已经是五月份了,但天气仍然很冷,我们裹着皮大衣,戴着皮军帽,带着背包坐在卡车上,顶着大风沙,在戈壁滩上艰难的前行,一路上只见是茫茫的戈壁滩,一小簇一小簇的骆驼刺散布其中,我们在北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风沙刮到脸上生痛,所有的人都睁不开眼睛,在这样的环境中乘车行军,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经过80余公里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37”号,二部第二测量站。该站地处戈壁大漠的深处,虽然号称是个团级单位,但总共也就三百余人。我所在“37”号虽然是团部,但所有的营房加起来也才有四栋,连围墙都没有。另外,在远离“37”号22.5公里的地方还有“38”和”39”两个小点号(分别有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五六十号人),各有一栋营房孤零零的矗立着,就像浩瀚大海中的小岛,显得那么孤单。站在营房边上极目远望,只见土黄色的戈壁滩与蔚蓝色的天空连在一起,形成一条黄蓝分明的地平线,每当清晨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时后,美轮美奂的景色甚为壮观,不禁使人心旷神怡。鉴于整个基地是军事禁区,没有一个老百姓,方圆几百里渺无人烟,如果没有意外的机会,在我们的营房里,几年也见不到一个女人。由于极度缺水,有的中队需要用水车拉水,因此,整个营区基本没有树木和绿色,满眼都是黄色。水在我们这里是最宝贵的,真是“滴水贵如油啊”。若水车出了故障,那就只能眼巴巴地等待救援车了。洗衣服当然是不能随便洗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省着水洗。要说洗澡更是难事,一年能洗一、二次就不错了,平时有盆水擦擦身子就挺满足了。新鲜蔬菜更稀罕,一日三餐多以干菜和罐头下饭。偶尔从大老远运来点蔬菜,大家就高兴的很,抄着吃不够分的,就只好做汤,因缺少叶绿素,不少同志牙龈出血,手脚干裂。戈壁滩的气候也是非常恶劣,冬天气温能低到零下三十多度,宿舍内没有暖气,烧的都是火墙,没有煤,只能烧捡回来的枯死的胡杨林,晚上站岗时还要加柴添火,如果不小心灭了,半夜就能冻醒。说实话,我们的厕所都是远离宿舍的简易厕所,在戈壁滩上挖个坑,搭几个木板,用土坯围个圈就当厕所,在零下三十多度刮大风的情况下上个厕所都是一件难事,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掉大、小便的问题,否则,屁股是要冻僵的,有时后解完大便后,来不及穿好裤子,提着裤子就往宿舍跑,赶紧把屁股贴到火墙上取暖,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偶尔演个电影(都是样板戏),还是露天放映,我们身穿皮大衣,头戴大皮帽和护鼻罩,脚穿大头皮毛鞋,列队坐在小马扎看电影(政治任务,必须看),电影放映完后,我们基本都冻僵了,甚至大头鞋都冻直了,走起路来非得使劲脚才能打弯,整个寒冬时间非常长,六月时我们还要穿棉袄。夏天的白天又非常炎热,室外温度最高时能达到五十多度,太阳一下山,温度又极度下降,真是应了“早穿棉袄午穿纱,怀抱着火炉吃西瓜”的环境。最要命的是戈壁滩上的风,几乎是天天刮,我们开玩笑的说:“真是三天刮一次,一次刮三天”。部队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没有电视,不能与外通电话,电影就是翻来覆去的八个样板戏,半导体收音机也只能收短波,效果还不好,同时还严格限制收听,主要是避免我们收听敌台。报纸也都是六、七天前的,我们最高兴的是能收到家信,那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我们所处的位置离后勤保障基地最近也要七、八十公里,主要靠汽车运输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如果没有汽车我们将寸步难行。因离我们营房方圆近百公里都是戈壁沙漠,如果没有水,步行是走不出去的,我们开玩笑的说,把犯人放到这个地方,不用看守,犯人都跑不了,如果要跑,没有水,非渴死在半路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承担空空导弹发射轨迹的测量任务,主要装备是光学测量和雷达测量,我被分配到一中队雷达车上当了雷达操作员,从此,正式开始进入了我服现役的进程。

 


戈壁滩上的臧玉亭

 

沙 尘 暴

 

        我第一次经历沙尘暴是在1969年入夏前,中队派我们一行五人乘卡车出公差去寻找枯死的胡杨林,准备做为入冬后烤火用的柴火。卡车往戈壁深处驶去,我们站在车厢上四处瞭望,到下午3点多钟时,在西北远方湛蓝的天空与黄褐色戈壁相接的地平线上,蓝天幕底沿渐渐出现了一道黑边,并在迅速升高,这时天也突然变冷,风也大了起来,开车的老兵司机说:“坏了,赶上沙尘暴了”,他立即将车停了下来,这时天色很快黑了下来,风越来越大,黑色的天幕逐渐逼近,只见稀疏的胡杨林和骆驼刺被黑幕由远到近地吞食,天空中黑蓝分明的天际线飞快地移动着,马上就像一堵墙一样近在眼前,立刻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把衣服领子竖起来,迅速解下鞋带扎紧裤腿,人爬在卡车车厢驾驶室后面,我赶紧将头埋在臂弯间,瞬间呼啸的风声在耳边响起,车身随着有些颤抖,疾风裹着砂粒碎石打在车身上啪啪作响,我们身上的军衣就像有人撕拉一样狂抖狂飞,砂粒直往里面身上钻,暴露在外的双手和耳朵及后脖梗被风沙打得生疼。只听到风声的呼啸和感觉到砂粒随着呼吸直往鼻子和嘴里灌,我们只能尽量的控制住呼吸的频率。就这样忍耐了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风力开始变小,天色有些放亮,但因空气中沙尘太多还是使人睁不开眼。半个小时过后,风终于停了,天色大亮,我们直起身子相互一看,都禁不住指着对方笑了起来,因为我们从头到脚全沾满沙尘,特别是头发、眉毛和鼻翼旁存着厚厚的沙粉,耳朵里、嘴里也全是沙子,连高腰军用胶鞋里都装进了小半鞋沙子,我们互相扑打着,竟在脚下形成了一个小沙堆。卡车车厢里背风一侧也全是沙,我们跳下车,看到车轮下面也堆着沙,驾驶室里也满是沙尘,躲在里面的司机也是灰头土脸的。车头发动机盖和前脸的漆面上被砂石打的布满坑点,到也很均匀,油漆也大面积的脱落了。这时天空已经又变的湛蓝湛蓝的,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胡杨林和骆驼刺一侧留下厚厚的一层沙粉还能作证刚才爆发的沙尘暴。每年春夏交接的时候,戈壁滩上刮沙尘暴是经常的事,有时半夜刮起来,从门缝和窗缝刮进来的细沙尘,使得满屋尘土飞扬,连灯泡都看不清楚,只能见到的一圈浑黄的发光体。睡觉时必须要用洗脸毛巾把脸盖住,否则鼻子和嘴里都会是沙子,戈壁滩上的沙尘暴确实是厉害呀!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70年4月24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我国将要发射第一颗自行设计制造的人造地球卫星,此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一定要让这颗不平凡的卫星飞上天,为祖国争光,向全国人民献礼。当时的情况,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从基地司令部到各团站,上上下下反复动员,全体指战员都写了决心书,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们仔细检查了各种装备,包括每个焊点、线头,决不放过如何一个隐患,决不让装备出现一丝一毫的问题,用实际行动完成好发射卫星前的准备工作。

 

        发射卫星的哪天晚上,我坐在雷达车上,认真的再一次的对雷达进行了最后的检测,以防止任何突然的情况发生。临近发射了,我双眼紧盯雷达屏幕,眼睛都不敢眨,生怕捕捉不到目标,表面还算镇定,但内心还是异常的紧张。时钟指向20点,指挥部发出了“进入30分钟准备”的命令,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我们每个人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盯住银屏,生怕出现一丝的纰漏。“五分钟准备”、“一分钟准备”、“牵动”、“开拍”、“点火”,随着指挥员的命令,火箭点火升空了。这时,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摇动雷达操作柄的手也有些微微发抖,领导看我有些紧张,安慰我说:“不要紧张,要镇静”。一句话,就使我那颗悬着的心慢慢的放了下来。当时不断升空的火箭在我们雷达荧光屏上就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光点,我轻摇雷达操纵手柄,紧紧盯住银屏上的光点,稳稳的跟踪着。当时雷达车里静极了,只听到仪器有节凑地响着,像是给卫星演奏着优美的音乐。看到仪表盘上不断闪烁的指示灯,我好像已经看到了卫星在太空中遨游。过了几分钟,我们从通讯耳机中听到了从发射阵地传来的那震耳欲聋的响声,火箭程序转变,一级脱离、星箭分离,全国各指挥监控中心密切地监控卫星运行情况。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卫星天线展开、发射系统开始工作,过了一会儿收音机就收到了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发出的《东方红》的乐曲声。发射成功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战友们都奔走相告,互相祝贺。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卫星,可以扬眉吐气了。那一晚整个基地都是沸腾的,各参试单位都进行了庆贺会餐,很多战友都喝醉了,我也喝的晕晕乎乎的,但内心还是愉快的,我为能参加第一颗卫星的发射工作而深感自豪。不久,为了表彰各个参试单位,基地举行了庆功会,我们中队也有幸荣获了集体三等功。

 



 

 

篮球和篮球队

 

        1969年夏季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从山西定襄寄来的信,当时我还纳闷,这个地方我没有认识的人呀?是谁寄来的?我打开一看,是我的好朋友虞和寄来的。信中说,自从我参军走后,我们高二(3)班的同学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都陆续上山下乡了,有的去了云南,有的去了东北和内蒙,还有的同学到了京西煤矿当了矿工。他、朱明光、黄晴、田维成、刘克文、刘楷、张天柱、唐澍和杜宁等同学到了山西定襄当了知识青年。信中还说,当地很艰苦,每天干活很累,没有收入,只是记工分,吃的也很差,没有细粮,只有粗粮,到了过春节时,每人才发二斤白面包顿饺子吃。他还给我寄来一张他在山坡上披着破羊皮袄放羊的照片,这张照片因日久天长现在找不到了,甚是可惜。他还说,当地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每天累得要死,情绪低落,同学们都看不到有什么前途。最后他说,为了活跃生活,他们还想把篮球队组织起来。鉴于弟兄们身无分文,希望我能支援他们一个篮球。看完虞和的信后,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没想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这样的情况。我所在的地方虽然也很艰苦,但吃穿还是不用发愁,每个月还能有几块人民币的津贴,比起上山下乡的同学们还是要好多了。第二天,我就请了假,坐上卡车奔赴80公里外的基地司令部所在地的军人服务社去买篮球。当时我也不知道一个篮球多少钱,我们当兵的一个月的津贴是8块钱,但在戈壁滩上除了买点肥皂和牙膏也没有地方花钱,我当时带着身上仅有的四十块钱到了军人服务社。到了服务社一看,篮球共有三种,最好的要50块钱,中档的32块钱,低挡的塑料篮球20块钱,买最好的吧没有那么多钱,低挡的塑料篮球肯定使不长,也不好用,最后花了32块钱买了一个中档的篮球。买了篮球后寄还是一个问题,没有包裹皮,只好跑到在军人服务社旁锅炉连当兵的战友处,找了二条破旧的军用裤衩当包裹皮,好不容易的才把这个篮球寄了出去。据说,虞和收到篮球后,与朱明光、田维成和刘克文等同学组成了篮球队,在当地进行了多次比赛,屡战屡胜,不但活跃了业余生活,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被山西太原钢铁公司看中了,一起调到了太钢当了工人,从此离开了农村。

 

        我所在的部队因在戈壁滩深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为了活跃部队的业余生活,我们站的政委因知道我在北京篮球打的好,把我找去,希望我能组建一支篮球队。我们站的站长和政委(相当团级职务)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也都是体育迷。好在驻地还有一个水泥篮球场,篮球活动还能开展起来。在政委的要求和授权下,我开始挑选队员,当时年轻的干部和战士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篮球打的好的没有几个,但身体素质确很好,我想,不会打没有关系,只要跑得快,跳的高就行,最后我挑选了十二名队员,其中身高在1.85米以上的有五、六个,全队平均身高近1.8米,能原地跳起塞篮的有三个,整个球队基本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有些从农村来的虽然身体素质不错,但从来没有打过篮球,我只能从最基本的运球、传球和上篮训练他们。好在我在二中上初中时是东城体校的篮球队员,又是二中校队的队长和班队的队长,训练他们还是能胜任的,从此我就担任了这只篮球队的领队和教练。因1970年部队改编,我所在的单位划归空军管辖,番号改变成《空军第一训练基地》,我所在的试验站站改称为第四试验站,因此,我们的篮球队名称就是空军第一训练基地第四试验站篮球队。

 

        我们这支球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队员们的篮球动作和基本战术配合有了较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了与兄弟单位的比赛,通过多场比赛,逐渐形成了球队独特的打法和风格。在参加全基地的联赛中分别战胜了场战队、飞行团队、第三试验站队和机关队,最后取得了全基地的冠军,从此,这支球队在全基地有了名气。为了更好的锻炼这支球队,基地政治部还安排我们参加了与基地外的兄弟单位的比赛。从此,我们就走出了封闭的基地,开始在河西走廊与空军的兄弟单位进行了多场激烈的比赛,分别战胜了雷达35团队,第二和第三训练基地和高炮一师等队,后来我们又分别与酒泉卫星基地的通信团、工兵团和警卫团等较强的球队进行了比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受到了领导机关的好评。

 

        最难忘的是参加了兰州空军组织的篮球联赛,经过多轮的比赛,我们战胜了不少的球队,队员累得够呛,最后进入决赛。我们对手是驻扎在陕西的空11军的球队,他们的球员大部分是飞行员,身体素质非常好,因为打篮球就是他们锻炼身体的基本要求,因此他们的球技非常好。该队有1.9米的中锋,有一个控球很好的后卫,有二个速度即快投篮又准的前锋。比赛一开始就打得比较艰苦,双方防守都很严,打了几个回合双方都没有得分,5分钟后比分交错上升,但由于对方身材高大,扼制了我队的中投得分。相反他们高大的中锋频频得分,后场篮板球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快攻也打不起来,虽经我不断暂停和换人,队员们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不断反击,但还是回天无力,最后,以7分的差距落败,屈居亚军。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顺利,但球队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整个技战术水平又上了一个层次,回到基地后还是得到了领导机关的表彰。

 

调离戈壁滩

 

        一九七九年底,我接到空军的调令,让我到北京的总参谋部第四部报到。几年的难忘的战士生活,到提干当了雷达分队长,艰苦的基层锻炼,丰富的军营经历,使我从中学生变成了一名部队的基层干部。在戈壁滩上,无论体能素质、知识素养、工作学习能力、待人接物经验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部队曾送我到清华大学绵阳分校雷达专业进行了三年的进修学习,我也曾因技术革新成功而荣立过三等功,我为能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当兵近十二年而庆幸,为曾经将人生最好的十二年的青春贡献给了戈壁滩而自豪。

 

        马上就要离开戈壁滩了,望着茫茫的戈壁,看着我心爱的雷达车,心中无限感慨。戈壁滩啊,戈壁滩,常使我梦魂萦绕的戈壁滩,曾是我人生起点的戈壁滩,你像慈母,给我以强筋壮骨的乳汁;你像严师,授我以历难弥坚的品格。谁说戈壁滩是没有水的“瀚海”?戈壁滩就是大海,永远是我人生的杨帆之海。

 

        回到北京到总参谋部第四部报到之后,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当过政治部的干部干事,做过电子对抗团的领导,直到当了部生产经营办公室的主任。军衔从中校、上校,直到大校,但我心头则永存戈壁瀚海的寥廓与苍黄,那是我军旅生涯起点的地方。

 



重返戈壁滩
 

        二00三年,我已年满55岁,按照军队师职干部服役条例的规定,我已达到了最高的服役年龄,从此,我退出了现役,开始了我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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